看着王某拿着离婚调解书走出冀州区人民法院城关法庭，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心中的顽石终于被搬走。

王某妻子与王某母亲不和，因家庭琐事导致夫妻二人经常发生矛盾，王某妻子2010年起诉离婚，王某带着孩子去妻子娘家大闹，坚决不同意离婚。2011年王某妻子第二次起诉，王某领手续时言语过激，开庭时突然摔倒在地，后经诊断患有心脏病。当时主办人是一女同志，在抢救过程中王某拽住主办人的衣服“姐姐，我不离婚，有孩子不能离呀。” 2016年王某的妻子第三次起诉，称王某仍旧带着孩子去闹事。法庭多次传唤王某，不到庭应诉。根据原告提供的线索，法庭干警找到王某的父母，他们拿出医院手续，王某在做脑瘤手术，案件只好中止。此间，原告多次找法庭，但因王某患病无法正常审理，时间便一天天过去。主办人想尽各种办法，给王某做思想工作，王某称自身患病不离婚，况且王某屡次流露轻生的念头，原告称可以从财产上让步，王某不提财产，但要求大额孩子抚养费，原告无力支付，故协商无果。

凡是在城关法庭工作过的，对这个案子都无奈摇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曾经主办过该案件的同事相继调离法庭。

2019年10月初，王某来法庭提出离婚。法庭人员已经调换，王某只认识我一个人，对于他，我又气又无奈。

“姐，我离婚。”

“为什么？现在想通了？”

“唉，孩子上学，申请贫困生，说离异的，可以照顾。现在孩子他妈不可能回来了，离了，给孩子去申请，也能拿到几百元的贫困生补助。”

“你想好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，以前劝你，总是不听。”
“有孩子，那是他亲妈呀。”

“孩子母亲起诉了几次，你坚决不离。如果，你妻子再诉，建议你考虑离婚。你起诉，下定决心了吗？”

“姐，我也是犹豫不定。”

“那你再想想，做好决定。”

10月底，王某又来了。我与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。王某把这几年的生活及感受全都说了出来。因为闹离婚，家里少了帮手，孩子一天天长大，需要钱，可自己干什么也不顺。孩子想妈妈，他通过寻找加上了妻子的微信，孩子在微信上与母亲见面。王某说，以前的恩怨都过去了，生活还得继续，办理离婚手续后可以各自规划自己的将来，并要求自己抚养孩子，让对方负担抚养费，分居期间的孩子抚养费要求对方一次性给付，财产维持现状。

因为王某之前的极端行为，离婚数次无果。现在王某的要求，女方会同意吗？我询问他，他只是说：“姐，你跟她说说，我们再商量。”于是我用王某的微信，给女方留言，让其与法庭联系。

几天后，王某妻子打来电话，她说这是王某为了找到她而设下的圈套，她说离婚可以，财产都在男方，必须依法分割。这几年，因为男方的威胁，自己只好远走他乡，生活艰辛，无能力支付抚养费，就算是办理离婚手续，也希望法庭保障她的人身安全。我也担心王某说谎，为了防止意外，对女方提出隔几天就与法庭电话联系一次的建议，对于新情况及时沟通，在双方未协商一致之前，女方不用来法庭。我把女方的意见如实告诉王某，王某很生气，坚决要求女方负担抚养费，我提议先等女方再诉。

11月初，王某来找我：“姐，你帮我分析分析，离好还是不离好？在微信上，她不理我，只是孩子方便些。”

“你和孩子的母亲还有共同生活的可能吗？夫妻感情需要双方共同维系，我们以前劝你，你态度坚决，实际上那是自己骗自己。能不能一起过日子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”我凭借着审判经验判断，这个婚姻已经没有继续维持的必要了，鉴于王某以前的过激态度，又对他很不放心便劝解他： “离婚，是法律手续，法定解除身份关系，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，建议你再回去想想，如果真的想通了，给法庭打电话。”

那段时间，王某的妻子每周都打来几通电话，询问进展，对于王某，她一直信不过。而王某每次打电话或是来法庭，我都会先抛开案子，和他聊家常。

“孩子上初中了吧，学习怎样？”

“凑合。他妈妈在不用我管。现在全是我管。”

“你母亲身体怎样？”

“结实，就是脾气不好。想想以前，也不能全怪孩子他妈。”

“你变了，变得清醒理智多了。”

“是，姐。上有老下有小，我都得操心。出去挣钱，也得与人家搞好关系，多接触人，眼界思路都开阔，跟我熟悉的，常常劝我要面对现实。”

“你还年轻，为自己也为家人，都要为未来努力。”

“是。”

看似家长里短，其实是为了及时了解王某的思想动态。

11月底，王某来起诉离婚。

“姐，我想好了，离吧。”

“决定放手了？”

“嗯，放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”

最后，经过数次沟通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：孩子由王某抚养，女方负担抚养费，财产维持现状，其他无争议。因女方不想与王某碰面，安全起见，把王某安排在法庭，把女方安排到法院。调解结束后，双方签字领取了离婚调解书。

从第一次起诉到最终领取离婚调解书，双方恩怨纠缠多年，这个放手，来得有点迟。